胡適fan文存

爲什麼要寫作：
        「說起爲什麼要寫作，便記起了一位前輩的話。那意思是：因為覺得有話要說，並想表達自我。這一句話代表性是很強的。」

無法從容寫作之因：
        「我至今不太敢像小說家或散文家那樣從容地寫作，因為知道心裡有鬼，談吐之中，多違心的言詞。既不血性，又無狂態。偶看到幾位真人的寫作，讀那文章疏散出的豪放之氣，便暗暗地企羨。像尼采那樣自由地書寫，在我而言，永遠都是一個夢想。所以，細想一下自己，多少年來，像患了腿疾的病人，還沒學會自由地走路。那些工作之餘偶寫的文字，不過蹣跚於小路上的足跡，和真的人生，是有些隔膜的。

        因此，只是近些年來，才慢慢懂得，不獨是我，許許多多的人，在表達上都出了問題。我們喊自由地走路已多年了，但是我，還有我的同路者們，還未能站起來。而消除這一痛楚，也正是我的夢想。」 

        「連魯迅也承認，自己的文章，並未把話說盡，怕的是影響那些純潔的青年。因為在他而言，內心深處有著鬼氣，他知道，將黑暗傳給他愛著的人們，是大不仁義的。」

吞吞吐吐與流氓般的革命，都有奴隸的根性：
        「革命的人，有些人以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，可是不久，便被另一批人革掉，自己落到了被壓迫的地步。人被奴役了，當然要反抗，但那結果，是另一批人被重新奴役，於是便陷入長久的混戰中。喊出革命的口號，實在是不費力氣的事情，但我在那時，看到的更多是政治流氓、土匪，結果呢，百姓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我曾經想，吞吞吐吐地談話、做人，自然有奴隸的根性，中國舊時做人的坦然和卑怯，其實是人性的兩面。你看張作霖殺害李大釗時的嘴臉，何等的凶狠！他做奴隸時和做主子時，其實並沒有什麼區別。」

在未直面人生的常識之前，任何的新夢，離我們的本質都還很遠：
        「我覺得解救中國的不是彼岸的神靈，而是人間的常識。中國並不乏理想主義者，從先秦時代留下的『大同』之夢，到晚清康有為高舉的太平之旗，乃至現代產生的共產主義風潮，夢是美麗的，可惜一個個或破碎或太遙遠了。在中國的幾千年歷史裏，阻礙社會進化的，往往是最簡單的常識問題，但我們一直未能真正地正視它。比如以人為本，而不是以人化的國家為本；講真話，而不是惟君主之命是聽；注重實一際，而不是躺在先人的遺訓裏；人人平等，而不是淪為主奴的關係，等等。在這些基本的常識未能解決前，任何的新夢，離我們的本質還很遠。」

擁有別一類的夢，使中國人從苦難中走出，是孫郁的夢：
        「美國的黑人民權領袖馬丁‧路德‧金有一篇動人的講演，題曰《我有一個夢想》，那是一個受壓迫者在經歷了恥辱之後的反抗之音，我讀著它，曾為之激動不已。我們的父輩，在五四之後，就喊出了這類的聲音，然而我們至今，還罩在這聲音的下面，重複著以往的音調，爲什麼走不出這歷史的迷津，甚至沒有馬丁‧路德‧金的後代那麼灑脫？是我們的夢太虛幻，還是我們不配做這樣的夢？我以為解開了這個謎團，便明白了現代以來中國悲劇的根源了。」

         「沒有夢，渾渾噩噩地活著，像個兩足動物，不好；有了夢，神神癲癲，堂吉訶德般地忙碌著，上帝見了，準會發笑。問題是，怎樣既有別於二者，又切實地走著人生的路？擁有著別一類的夢，使人從苦難中一步步走出，那對我們，則是可行的選擇。可惜，直到今天，我還未能看到它。」